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商朝之前的历史依次是夏朝，而夏朝之前则是传说中的虞朝。夏、商、周三代被儒家尊为中国最古老、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王朝，是儒家心心念念的“三代”。
关于虞朝究竟是否真实存在，史书中记载含糊其辞，难以断言，因此这里可以暂时搁置不谈。但从先秦时期的文献来看，商朝之前，除了夏朝之外，还存在一个维持了大约半个世纪的王朝，然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却完全没有提及这个王朝。
纵观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历史，立国之初常常面临严重的危机。能够成功度过这段危机的王朝，往往能够持续数百年，反之则短命。例如，秦汉、隋唐都是经历了立国初期的生死考验而延续的。而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朝，同样经历了这样的立国危机。
大禹因治水有功，赢得了百姓的拥戴，这为夏启夺取伯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根据当时的禅让制度，大禹去世后原本应将权位禅让给伯益，但夏后氏不肯放权，夏启便篡夺了伯益的位置，彻底改变了“公天下”的制度，转为“家天下”。
展开剩余78%《史记》中关于夏启夺位的描述颇为感人，例如记载道“益之佐禹日浅，天下未洽，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”等，但又提到伯益一直辅助大禹治水，如何会“佐禹日浅”？这明显是儒家对夏启篡位的美化，背后真正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。
因此，夏朝建立之初便面临两大明显的危机：一是断绝了禅让制度，必然引起部分部落的不满，如有扈氏，夏启即对其发动了“甘之战”；二是伯益代表的是东夷部落利益，夏启篡夺了他的地位，自然引发了东夷势力的强烈反弹。
除上述危机之外，夏朝早期还面临着继承制度不完善带来的王位继承危机。商朝实行兄终弟及，周朝推行嫡长子继承制，但夏朝初期并无完善的继承规范，极易引发纷争。根据《国语》等先秦文献，夏启时期曾爆发诸子争位，其中最著名的是“武观之乱”，这些内乱无疑动摇了夏朝的统治根基。
夏启去世后，由太康继承王位，表面上看夏朝政局平稳，实则暗流涌动。一方面是内部诸子争位的权力斗争，另一方面则是外部对夏后氏不满的势力虎视眈眈。
终于某一天，太康外出打猎时，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发动政变，成功控制了太康并掌握了朝政，这就是史书中所称的“太康失国”或“后羿代夏”。现代考古发掘表明，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年代早于二里头遗址，时间大约处于夏朝早期，其中出土了许多东夷文化的元素，显示东夷部落很可能曾占据过该遗址，因此后羿代夏在考古上具有一定的依据。
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颇为耐人寻味，他提到了“帝太康失国”，却未说明政变的具体肇因及后果，反而迅速跳过，写到“太康崩，弟中康立。中康崩，子帝相立。帝相崩，子帝少康立”，似乎夏朝王位传承一脉相承，未曾中断。然而既然“太康失国”，为何仍然如此井然有序地传承？这其中的原因，笔者将在最后详细讲述。
后羿夺权后，不问朝政，沉溺于酒色，权力逐渐旁落。此时，一位名叫寒浞的东夷人发动政变，暗杀了后羿，自立为王，开创了新的王朝。
寒浞称王后，展开对夏后氏残余势力的清剿，杀害了夏后相的后代“相”。《左传》记载，夏后相曾迁都至帝丘（今濮阳高城遗址），后来被杀害，但夏后相的孕妻逃出，返回母家有仍氏（位于今山东济宁金乡境内），生下少康。半个多世纪后，少康集合力量组建复国大军，击败寒浞王朝，重新建立夏朝，史称“少康中兴”。
由此可见，后羿和寒浞的统治期间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新的王朝，夏朝政权中断，间隔约半个多世纪。
纵观中国历史，历经五十年灭国后仍能成功复辟的，唯有夏朝一例。与其他经历立国危机的王朝不同，夏朝度过危机的过程显得尤为特殊和离奇。
既然先秦史书明确记载后羿代夏、寒浞代夏导致夏朝中断半个多世纪，且司马迁亦提到“太康失国”，为何他却对后羿、寒浞只字未提？答案很简单，下面两个例子便可一窥端倪。
周懿王去世后，继位者是其叔叔周孝王。先秦文献记载周孝王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但司马迁却对他轻描淡写，仅提及其继位与去世时间，内容远不及后继者较为昏庸的周夷王丰富。
又如周幽王去世，西周灭亡后，先秦文献称“二王并立”达二十多年，分别支持周平王和周携王。周平王为周幽王嫡长子，周携王则为其兄弟，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全无提及周携王，仿佛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便顺利继位。
上述周孝王与周携王继位，均未遵守嫡长子继承制，因而被司马迁轻视。这反映了司马迁心中强烈的“正统”观念。后羿和寒浞作为篡位者，显然不被认为是正统君主，真正的正统是太康、中康、夏后相、少康等人。因此，司马迁在书中刻意隐去后羿和寒浞，掩盖了夏朝中断的历史片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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