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商朝王族的起源问题，历来存在众多争议，学说遍布河南、山东、陕西、山西、安徽、河北乃至东北等地。随着考古发掘成果日益丰富，许多假说被逐步推翻，最终主要剩下河北说和东北说两个主流观点。早商遗址多数发现于河北地区，这成为河北说的坚实依据。那么，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商朝起源于东北呢？关键在于一条迁徙路线——商人的祖先最初定居在东北地区，夏朝时期迁徙至河北，随后联合东夷族群推翻夏朝政权。本文将围绕商人源自东北的相关证据和线索展开详细探讨。
商人原本是游牧民族，主要活动区域涵盖辽河流域至燕山地区。这一点有哪些证据呢？首先，我们从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中寻找线索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：“殷契，母曰简狄，有娀氏之女，为帝喾次妃。三人行浴，见玄鸟堕其卵，简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。”传说商朝祖先由神鸟所生，因此鸟被视为商朝的图腾，后来演变为凤凰形象。
以鸟为起源神话的民族多分布在东北地区，包括肃慎、扶余、高句丽和女真等。《高丽太王碑》记载高句丽起源：“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，出自北夫馀，天帝之子，母河伯女郎。剖卵降世，生而有圣德。”明清时期满族的起源也类似，传说三仙女沐浴时，布库伦吞食神雀所带的朱果而怀孕，生下始祖布库里雍顺。
展开剩余84%文中提及的契即为商人的父系始祖。《荀子·成相篇》称：“契玄王，生昭明，居于砥石，迁于商”，意即契生于砥石地区。《世本·居篇》亦载：“契居亳，昭明居砥石”。上古时代的砥石被认为是辽河的发源地，《淮南子·墬形训》云：“辽出砥石”，《水经注》亦有类似记载：“辽水，亦言出砥石山”。
由此可见，商人始祖源于东北辽河流域，这里曾孕育出著名的红山文化，被认为是东北民族的发祥地。
那么，红山文化与商人是否存在关联呢？红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，曾误以为是商玉。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指出：“红山古玉与商代玉器在雕刻技艺与造型风格上有诸多惊人相似之处”。这显示红山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。
然而，红山文化不一定是先商居民所创造。DNA检测显示，红山文化居民以N单倍群为主，C次之，O为第三。因此红山文化虽对商朝有影响，但不能简单断定商人祖先便是红山文化的创造者。
从风俗习惯上看，殷墟墓葬中男性普遍采用辫发造型。中国古代辫发传统主要盛行于东北地区，除了女真、满族，还有扶余、高句丽、契丹、蒙古等民族也保持此风。
商朝祖先并非以农耕为生，而是以牧畜为主。古籍记载商朝先民驯服牛马，发明车辆，这正符合游牧民族特征。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“帝相十五年，商侯相土作乘马，遂迁于商丘”；《世本·作篇》亦记：“相士作乘马，亥作服牛”。郭沫若解释道：“相土作乘马，王亥作服牛，意即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”。
殷墟出土大量马车遗物，被视为中国最早的马车。考古资料显示，人类驯马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，起源地为欧亚大草原。世界上最早的车轮发现于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文化。此后，马车技术被游牧民族带入中原，商人极可能是这一传承的重要载体。
商人经常携带牛羊马匹与邻近部族进行贸易。约在夏朝时期，商朝先王王亥驱赶牛羊南下华北平原，与易氏开展贸易，结果遭遇有易氏杀害王亥并掠夺财物。其子上甲微继位后，复仇杀死有易君，夺回牛羊。此事件说明先商族主要以游牧为生，农耕民族难以拥有如此庞大的牲畜群。
现代人将从事贸易的人称为“商人”，此称呼来源于商朝人民因善于商业活动，足迹遍布中原，久而久之，“商人”一词泛指经商者。由此反映出农耕民族自给自足，商业需求较低，而游牧民族产业单一，迫切依赖贸易获取资源。商朝曾发现大量货币，这些钱币来源南海和印度洋，证明其商业体系相当发达。
商人南迁中原后，凭借牛羊拉拢东夷族群，最终形成军事联盟。商汤曾质问葛伯为何不祭祀，葛伯答无牛羊。商汤遂赠大量牛羊，葛伯却将牛羊宰杀食用，商汤以此为由灭葛国。之后商汤联合东夷族推翻夏朝，建立商朝。
商朝建立后，在全国广泛开辟牧场。据《中国经济通史》记载，商朝牧场北至辽宁，西至陕西，东达山东。商王常派官员管理牧场，官称“牧”或“亚”，这些官员后来演变为分封诸侯，故“牧”亦成诸侯之称。古代称治理民众为“牧民”，地方诸侯称“州牧”，大致由此演变而来。
商王视狩猎为必不可少的活动。历史上，唯鲜卑、契丹、蒙古、女真等游牧民族建朝者将狩猎视为军国要事，农耕王朝君主多亲耕示重农。狩猎既为军事训练，亦助贵族保持尚武风尚，故商王必亲自参与，规模大、频次高。农耕王朝君主骑马均成问题，更遑论如此频繁打猎。
商朝为中国古代奴隶制最典型时代。一般奴隶制由征服异族产生，商朝奴隶数量巨大，手段极为残酷，在历史上独树一帜。其祭祀坑多埋土著及战俘羌人。游牧民族传统征服异族即奴役，生杀予夺成常态。西周属农耕民族，重视民力，奴隶制规模迅速缩小。
商朝早期频繁迁徙，《尚书正义》记载：“契至成汤，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”。先商族不断迁徙寻找牧场，商朝建国后仍不稳定，直至盘庚迁殷才定都稳定。
游牧民族融入农耕文明需长时间适应，商人入主中原后尚未完全定居，迁徙频繁。随农业发展，商人逐渐定居。商朝迁都距离遥远，非农耕民族轮作迁移。无论如何，最终商人与农耕民族融合，成为汉族重要源头。
约3000年前周人灭商后，商族似乎逐渐隐没于史册。历史记载其主要两大去向：大多数留在中原，受西周统治，宋国即商朝遗民所建。分子人类学显示，宋国公族单倍群为C-F8989，祖先共祖时间约2900年前，契合宋国分封时期。
另有大量商人迁回东北，箕子即迁至辽河流域。为防商族复兴，周武王分封召公于燕，控制辽西走廊。箕子率部族入驻辽河流域，相关青铜器曾在此出土。战国时燕国夺取箕子朝鲜大片土地，箕子朝鲜逐渐衰退，仅能退守半岛。
基因研究显示，东北东胡系和肃慎系民族均属C单倍群，约2700年前共祖。2700年前正值齐桓公北伐山戎，引发山戎族等东迁，肃慎族迁至松花江流域，最终发展为女真民族。由此可推断，商人血脉与其密切相关。
总体而言，商人与后来的鲜卑、蒙古、女真相似，初期以武力征服中原，带来落后的奴隶制。早期圈占牧场，将土地转为牧场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逐渐接受新文化和生产方式，融合中原土著。商朝覆灭后，少部分商人北迁，更多人留守中原，逐渐融入汉族大族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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